“贤妻良母”与“新女性”:抗战时《自在日报》妇女现象建构

抗日搏斗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全民族招架侵袭的搏斗,其中占人口折半的妇女是主要构成局部。但在那时,行为中国妇女主体的屯子妇女永远以来生活在本乡本土,国家和民族不都雅念淡薄,如何动员她们进走革命成为一个主要题目。本文关注的题目是,在延安时期,行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大型日报和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自在日报》,建构出何栽女性现象以体面革命发展的必要。

本文采用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按照社会建构论的不都雅点,社会性别来源于社会力量的建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情愿说是逐渐形成的”。媒体对于妇女题目的报道同样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一栽认识形式的建构”。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文化分析的手段,以延安《自在日报》的妇女报道为文本,展现其建构的妇女现象及其背后的认识形式,行为认知延安时期革命文化生活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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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延安大生产行动中,妇女们在纺线。

妇女主义与民族主义

1941年5月整风行动发首后,《自在日报》发外《略谈妇女做事作风》一文,针对延安妇女做事中的“妇女主义”倾向,指斥“妇女主义”把妇女自在孤立化,“不从社会经济基础上去探究妇女被强制的根源,而把妇女被强制受不起劲归咎于外子他们不从民族自在社会自在行动中争夺妇女自在,而认为只要妇女醒悟首来,向外子搏斗就够了。”文章认为,“妇女主义”过于强调妇女群体的自力和小我请求,势必造成妇女自在与根深蒂固的男权不都雅念形成强烈冲突,损坏屯子社会的安详,进而挑出“在抗日高于统统,统统按照抗日的总原则下,妇女共同抗日为第一最高原则”。

为解决妇女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那时采取的主要手段是动员妇女生产和参政。早在1940年2月,毛泽东给中央妇委的信就请求边区的妇女做事者“着重经济方面”,挑高妇女在“经济”和“生产”上的作用,并由此“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这一变化使得整风时期延安《自在日报》的妇女报道由两性搏斗的话题迁移到经济根源上,即张扬女性的受强制地位并非由性别作梗所造成,而在于女性异国占据任何生产原料,妇女要想获得自在,必须参加生产争夺经济自力。

《自在日报》将妇女参加生产劳行为为报道的焦点。报道中,这些女性参加的做事既包括传统家庭女性的活动,“全家人的茶饭,针线,抚育娃娃”,也包括此前不批准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参与的犁地、开荒、治家等活动,她们在边区“像外子相通的做事着”。这些女性由于参加生产,大大挑高了在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地位。她们在生产实践中不光获得了能够自力生活的能力,而且能够拿出本身的做事收获为整个家庭的生活做贡献,赢得外子和婆婆的尊重。

马杏儿是边区当局评选的第一个妇女做事铁汉。在《自在日报》的话语里,马杏儿被建构为一小我人亲爱尊重的偶像式人物。“马杏儿穿着一身清新的暗色衣裳、暗鞋、白袜、鲜红的荣誉的奖花衬着红润的脸庞,在人们眼前像太阳相通辉耀。”当这个铁汉式的人物真实出现在尊重她的拥挤的人群中时,“像海潮般的澎湃的掌声响首来了”。人们向对偶像相通乡爱着她,醉心着她。不光仅是社会地位得到挑高,马杏儿在家中也备受外子和婆婆的尊重,“她是被外家和婆家相通的正视着。”在醒悟到生产做事的意义后,无论老小,妇女们纷纷投入大生产行动中。尤其是纺织行动,“全区绝大无数的妇女,无论是大哥的,年轻的或者是小女子,都尽能够的把她们每一秒余暇的时间,参加到纺织战线上去了。”

吾党将动员妇女参战与珍惜妇女切身益处相结相符的另一个成功手段是引导妇女参政。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始末《挑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挑起程动妇女参战和挑高妇女地位的手段,“鼓励妇女参政,各级参议会答有的女参议员,各机关答大量汲取妇女做事”。政权的直接参与将极大地拓宽妇女抗战实践的空间和内容。正是在这栽切身实践中,民族认识才会在妇女心中扎根,“她们今天竭力于生产和职务,不光像以前相通只是为的小我生活题目,而且是担负了抗战建国做事的一局部”。

《自在日报》中的女性被建构为一个积极参政的群体。这些妇女从刚最先消极认为“选举是属于须眉的事”,到后来逐渐醒悟到要争夺本身的权利和地位,参选亲炎高涨。在选举报道的描述里,“有些老太婆骑着毛驴翻过几架大山区选举她们赞许的人”,也有“一小我投票经过将近半点钟的时间”才庄重做出抉择的中年婆姨,选举现场甚至还展现了“平时很稀奇人的青年媳妇”,就连“小媳妇也胆大了,都能仔细的选出想益了的人”。始末参与边区的民主政治活动,妇女们活动的周围不再限制于褊狭的厅堂院落,而是更汜博的社会场所,妇女们的关注焦点也不再仅仅是为自家生活更益,而是包括了边区建设和妇女群体的切身益处。在选民大会,不少妇女不光针对自身的切身益处挑出了疑问和偏见,包括妇婴、卫生、纺织、做军鞋等,而且敢于大胆地向当局做事挑出指斥和提出。

在选举行动中,很众生产业绩特出的妇女当选为乡代外、县及边区参议员。生产业绩成为妇女当选的一个主要指标。当选的妇女们在做事和生产拥军行动中也更加亲炎高涨。“正由于妇女获得了民主的权利,因此她们竭诚赞许和喜欢戴边区当局,在各栽做事上,都曾给抗日政权极大的协助。”在妇女的抗战实践中,参政和生产拥军成为彼此推动的两大力量。女干部刘桂英做事竭力,特出地完善了征粮做事和拥军做事。当得知县府要奖励她,她誓言以后要做得更益来报答县府的奖励,“今年的做事,是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主,因此吾本身起码开三亩荒地,以反答当局的号召”。在民主行动中,妇女们挑高了本身的社会地位,同时学会了处理小家与行家益处的有关,“在盏县某村,有七个母亲送儿,在深泽某村有七个妻子送郎”,她们清新了当小家与行家的益处发生冲突时,要以行家的益处为重。

《自在日报》将主要话题荟萃在妇女生产和参政上,其现在的是招架外侮,建设一个远大的民族国家,妇女本身最先是行为民族共同体之成员的现象而展现。民族国家成为报道建构妇女现象的最高价值。同时,民族主义虽将妇女主义关心的妇女地位与男权不都雅念之间的矛盾搁置一边,但并非对妇女主义的否定,而是始末妇女生产和参政升迁其自身社会地位的大批实例来外明民族主义实为实现妇女主义的一栽实际手段。

“贤妻良母”与革命“新女性”

在抗战的稀奇时期,女性和男性站在联相符条战线上共同招架民族的敌人。她们和须眉站在联相符战线上,在后方支援着共产党的革命。由此引发出《自在日报》对女性评价的重新定位,即不再将评价女性的标准定义为“贤妻良母”,而是以其是不是革命“新女性”中的一员。

1942年“妇女节”出版的《自在日报》副刊中,丁玲对贤妻良母的不都雅念进走了指斥。她认为“一个有了做事能力的女人,而还能殉国本身的事业去行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首不被人所赞颂,但在十众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哀剧”。在丁玲望来,“贤妻良母”已经不及已足女性提高和争夺美满生活的需求了。因此,她呼吁普及女性走削发庭,参与社会事业,由于“女人要取得平等,得最先强己”。同期的一篇文章《回家庭?到社会?》则回答了这一不都雅点,呼吁普及妇女脱离家庭,才能真实自力。

何谓“新女性”?《自在日报》上发外《新女性的典型——前驻苏邵大使谈》一文对此做出注释。文章将苏联女性列为“新女性的典型”。苏联女性很益地处理了家庭和社会的矛盾,她们不光具有浓重的家庭不都雅念,而且拥有本身的社会事业。“在苏联,妇女一方面是社会人,一壁照样有家庭生活,两者并不冲突。”她们并不光是凝神于本身的小家,“她们有责任心,把本身当作国家的一人,社会的一人。”“新女性”概念,一方面强调女性身负抚养哺育后代成才的重任,另一方面则认定女性与男性相通对国家、家庭、本身享有一致的责任。对此,《救救母亲》一文有着准确的概括:新女性不光是个“益母亲”,而且是“各栽学问与事业的生产者”。

《自在日报》对“贤妻良母”的否定主要着眼于其社会地位上。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性别秩序,迫使妇女被奴役在家庭里,丧失了统统生产原料,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周恩来在1942年11月8日的《自在日报》上发外《论贤妻良母和母职》一文,清晰挑出指斥旧的贤妻良母,并言必有中地指出“贤妻良母主义”的社会意涵:“它是特意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奴役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实在是旧社会男性的单方请求。”因此贤妻良母并不是促进了妇女的自在,相逆在某栽水平上成为妇女自在的羁绊。

对“贤妻良母”的否定并非对妇女在传统社会中责任的十足屏舍,而是在原本的基础上为其增增了新的含义。周恩来在指斥“贤妻良母主义”的同时,照样视女性最主要的社会角色是繁衍后代的“母职”,只是挑出要超越这一角色。他认为,妇女答兼顾家庭与社会两面,“吾们挑倡母职,绝非视妇女于尽母职之外,便无他职可尽”。

在此背景下,《自在日报》塑造了大量的革命“新女性”典型,贤妻良母和社会责任在这些典型身上得到有机结相符,如女工铁汉李凤莲。出身清贫的李凤莲加入革命队伍后,先后在女工厂负责做饭买菜、称棉花,后被调去被服厂和中央印刷厂做事。曾经的女工厂厂长评价她说:“那是个益娃娃,一二百女工做活,她一小我称棉花,从早忙到晚,可是她总是耐性详细地做,异国说过累,做事首终如一。”在印刷厂,李凤莲照样首早贪暗里做事,威尼斯v29网站捏紧统统时间生产,“她生产的数目最众,质量也最益,摺页子她每天能摺到四千五六百页,并且摺得整齐,号码对得益,那时装订部十七八个工人每天都是仅能摺两千众页,要比她少一半。”报道不光强调李凤莲在生产战线上是别名做事铁汉,也特出她在家庭中的“贤妻良母”角色。其外子赵永奎“做事上游手好闲,还有喜欢吃喝赌博的毛病,未必还向李凤莲同志发脾气”。面对外子的这些坏毛病,李凤莲对他进走“亲善”但“厉正”的说服和指斥。在李凤莲的协助下,外子改正了毛病,做事走上了正途。同时,报道刻意特出李凤莲也是一位益母亲,“对娃娃也照管得很益,第一个儿子现在三岁众了,就像五六岁的,脸蛋红肥,从来异国生过病”。

女党员陈敏是一个有着两个小孩的母亲。白天,她“凭本身的力量进走生产”,来供给全家“统统生活费用”,“还影响和结构了很众女同志也参加生产”,“晚间,她学习文件和给孩子补缝衣服,她房间里的灯,总是十一点以后才熄的”。“每天早晨即首,还忙于给大孩子做饭,洗孩子们换洗的衣服。”因此,报道所建构的女做事铁汉陈敏集母职、生产和参政于一体。

从传统的“贤妻良母”向革命“新女性”的转化,使女性介入政治社会周围并使其社会地位得到挑高,她们从一个困于家庭内的身份升迁为民族国家构成的身份。《自在日报》极力将传统性别不都雅同革命需求相结相符,打造出贤能、富有智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新女性现象,它不失时机地表现和号召女性逃离家庭的褊狭空间,同时又以新的认识形式重新规范她们的走为。只是,这栽“新女性”现象导致了女性的双重负担题目,即在承担社会做事的同时,也承担家庭做事。

性别与阶级

在1942年大生产行动的宣传报道中,《自在日报》授予了这些革命“新女性”最光荣的称呼——“妇女做事铁汉”。“做事铁汉”这个词汇经过《自在日报》革命和阶级话语的重塑,在文本里被重新授予了新的阶级意义。“益的做事者被称为铁汉,比中状元还光荣,而他们在经济上的贡献和在政治上的作用,又是旧社会里的状元之流不及比拟的。状元之流是吸血虫,是社会的寄生虫,而做事铁汉们却创造了新社会,这才是真实的主人。”“妇女做事铁汉”在《自在日报》的文本里代外了一个新的社会,具有清新的阶级意涵。

在对“妇女做事铁汉”的报道中,《自在日报》稀奇强调这些妇女的极度拮据,生活很苦,稀奇是一些童养媳认为婆家地主的生活相对益得众,用阶级框架将妇女生活清贫的根源归于地主阶级身上。上文挑及的李凤莲就有云云的苦难生活:父亲从小就给财东家揽工,一年到头劳作,然而“父亲挣的工钱养活一家七口是很难得的,因此吾家常年吃的是糠和野菜,穿的更是破破旧烂”。在李凤莲十三岁时,家里无法养活她,就将她送去比较有钱的婆家做了童养媳。在单身夫家,小小的李凤莲不光要承担沉重的家务活,“吾虽年纪小,抬水,做饭,推磨,什么都要做”,还常被婆婆迫害,“吃剩饭,喝洗锅水”。婆婆脾气很大,嫌舍李凤莲脚大往往兴,频繁指着她父亲的名字骂“穷鬼,对女子从小没管教益,留一双大脚”。地主不劳而获却能够享清福,婆婆对李凤莲的打骂和迫害,与李凤莲的拮据和可怜被《自在日报》置于同暂时空,特出表现了两个阶级的冲突,以及旧社会对女人身心的强制和羞辱。最后,李凤莲终于醒悟到:“云云的日子,实在苦极了。”正是由于苦,“她清新了穷人要翻身,要走到异国人强制人的社会去”。

在《自在日报》的文本中,这些“妇女做事模范”拥有相通的生命轨迹,出身清贫,食不果腹—做童养媳,挨打受骂—憧憬革命—参加革命得翻身—积极生产做事—成为做事铁汉。她们是一步步获得自在的,最后靠着革命的力量获得了人生的价值。如《自在日报》在报道模范妇女李玉花时,重点强调是“土地革命使她重生”。在革命的暴风雨来临前,她的前半生是在阶级强制中艰难受过来的,“李玉花由十二年头做童养媳,饿肚子,吃粗糠,砍柴,担水,上地,挨打受气,做难民,喂孩子”。然而,不曾料到一场土地革命彻底转折了她哀惨的命运。革命使李玉花不再是以前谁人异国生产原料、挨打受气的童养媳,“她分得了两孔石窑,两间房子,也分得了土地和菜园子”。《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记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同志》一文更是将革命推翻旧阶级,重塑女性现象说得详细直接:“折聚英!你,以前的难民;你,以前的童养媳;你,以前的文盲;你,以前只值两斗粗谷子的女人呵!你,现在是学习的模范;你,现在是做事的铁汉;你,又是边区的参议员;你,是全边区百万妇女的代外之一呵!”革命不光协助她们推翻了旧的强制阶级,还协助她们实现了本身的人生价值——被选为人人亲爱的“妇女做事铁汉”。在《自在日报》的文本中,这些获得“重生”的做事模范妇女都积极投身于革命的事业之中,积极参加生产做事,并且拥军喜欢党。她们不光把本身融入革命的行家庭,而且积极推动其他女性自在,在革命的实践中一步步竖立了革命信抬,成了一个个具有真实革命思维的革命者。

妇女做事铁汉在《自在日报》的典型化传播中被建构为无所不及。她们益像是每条战线上的万能手,生产、生活、学习样样万能。她们既在家中是贤妻良母,又在做事中是生产战线上的佼佼者,她们样样都是其他妇女学习的典范。这些妇女做事铁汉就像一台台为革命忘吾服务的机器,不辞辛苦,竭力生产。她们的生活十足围绕着生产的现在的“没日没夜的做事着”,她们也异国任何偏见和小我情感,“首终尊重结构的调动,舒坦的批准结构所分配的任何做事”。她们有着坚定的革命信抬,把本身的统统都交给了革命,就连婚姻的结相符,革命也是首决定作用的。女工铁汉李凤莲选择婚姻另一半的态度就是“吾不允诺肯定想要和地位高或有钱的人结婚,只要是革命同志,做事能互相协助就益了……”李凤莲选择与被服厂工会的文化委员和俱笑部主任赵永奎结婚。她坦言本身选择赵永奎是由于望重他的文化水平,“吾和老赵结婚,他文化比吾高些,吾想他协助吾挑高文化”。在这边,喜欢情中的同心相符力被阶级认识的契相符所取代,结婚的意义不是喜欢情的结相符,而是挑高文化更益地为结构服务。

从《自在日报》的妇女报道主要内容望,抗日搏斗这场全民族的招架异族之战在女性与国家有关的发展中充当了“黏相符剂”的角色,两者始末抗战而结相符得愈加厉密。借助抗战,女性跳出了性别、家庭的樊笼。她们不再是只清新围着锅台转、不关心时事的家庭妇女,而是与喜欢国男性相通,成为建设民族国家的脊梁,具有了阶级的意涵。始末参与救亡方方面面的活动,中国屯子妇女的“小我”得以和民族国家的“大吾”足够结相符。《自在日报》成功地借助话语权利,使妇女在不都雅念中形成了对抽象的革命和民族国家的认同,从而将中国屯子如散沙般的个体妇女化约为一个整相符在民族国家下的共同体,实现了在一个男性占领权力中央的社会,弱势女性与强势男性并肩作战的神话。

(本文摘自唐海江著《转向序言:中国传播史的追求与逆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澎湃讯休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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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 20-07-11 07:24 作者:admin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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